1931年2月的兩封往來於別發洋行與國立中央大學之間的函件，近日引起筆者注意圖書。一紙洋行催款，一紙校方回覆，將一段深埋於圖書館賬簿與行政稿紙間的往事完整鋪展開來。而其間穿針引線的人物，正是世人熟知的詩人徐志摩。
國立中央大學的前身可溯至三江師範學堂，是國內規模頂尖、學科完備的綜合性高校圖書。學校一直重視外文館藏的積累，1925年學校圖書館西文圖書就逾12000冊。彼時高校獲取海外著作，或託人海外代購，或依託上海專營西洋書籍的洋行採辦。別發洋行（Kelly&Walsh Ltd.）、中美圖書公司便是當時上海規模最大的兩家外文書商，其經營慣例是先墊資供貨，待高校經費到位後統一結算。
世人提起徐志摩，首先想到的總是浪漫詩人、新月派代表，是寫下《再別康橋》的翩翩才子圖書。鮮少有人知曉，1927至1930年他任教於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期間，還主動承擔了圖書館外文書籍採辦聯絡的瑣碎事務。徐志摩留學英國，精通英法文字，熟悉海外出版界行情，又與上海多家洋行負責人相識，圖書館便委託他代為對接，負責篩選書目、敲定購書清單、墊付外幣書款。這份工作並無額外津貼，是他出於完善校內學術資源、便利師生研究的自發之舉，可說是“以學問服務校府”的樸素自覺。
然而，這份看似簡單的聯絡事務，卻因校方經費不足，陷入了一場債務拉鋸圖書。
別發洋行致中央大學的催款函寫於1931年2月——
敬啟者圖書：
貴校前欠敝公司洋四百九十五元零五分圖書。此項貨物系徐志摩先生所訂，敝公司前曾屢次函請貴校圖書館催照付，並另函許先生，迄無復示。用再函達，務請特別注意，毋使敝公司因此項債務逾期過久而取不得已之行動也。此致
中央大學
（中央大學檔案：案卷號648-5610圖書，南京大學檔案館藏）
別發洋行致中央大學催款函
信函開篇直陳校方欠款，此係再度催繳，言辭間已暗含若再拖延將採取進一步追償舉措的警示圖書。隨函附上的分月賬目清單，清晰記錄了1930年5月至1931年1月的購書明細：五月62元、六月4元、七月146.31元、八月61.34元、九月181.69元、十月25.01元、十二月6.90元，次年一月再添7.80元，逐月累積，合計495.0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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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行催款日緊，徐志摩夾在學校與書商之間，兩頭為難，不得不致信校方圖書館負責人，懇請儘快劃撥經費，了結拖欠賬目圖書。之後便催生了留存至今的校方回覆底稿——那份帶有完整校內審批流程、由秘書處代時任校長朱家驊起草、落款二月十三日的手札。
草稿用標準民國紅欄公文箋謄寫圖書，正文以“志摩先生臺鑒”起首，行文溫和懇切：
志摩先生臺鑒圖書：
接奉惠書，敬悉一是圖書。查本校圖書館前請先生代向中美圖書公司暨別發洋行購買書籍，因校款困難，致書價未能如期匯出，甚歉。茲已囑會計組將別發洋行一部份書價一百九十五元二角五分於日內匯寄。此外，中美圖書公司書賬中尚缺一書，其他尚有因發票未來或書未遞到，應暫從緩寄。特此函覆，即希查照轉知為荷。順頌
著安
朱□□啟圖書，二月十三
（中央大學檔案：案卷號648-5610圖書，南京大學檔案館藏）
中央大學代朱家驊回信草稿
草稿系校務秘書代校長朱家驊起草，故底稿署“朱□□”，並有修改痕跡，此函正式函件則已另行寄給徐志摩圖書。信中，校方首先致謝徐志摩居中斡旋之勞，繼而坦陳拖欠款項的根本緣由。彼時國立大學全賴中央財政撥款，教育經費長年被壓縮、拖欠。信中隨即給出解決方案：先行籌措一百九十五元二角五分，由會計組在數日內匯至別發洋行，以緩當務之急。同時說明，中美圖書公司的往來賬目尚有部分圖書未能核對，另有訂單因海外發票未到、圖書尚未運抵，暫無法結算，待憑證、書籍齊全後再行處理，囑託徐志摩代為向洋行轉達校方安排。
這批史料讓我們看見了徐志摩鮮為人知的務實一面圖書。大眾印象中，他是遊離於世俗之外的浪漫詩人；然而在國立中央大學任教期間，他願意耗費大量私人時間，在校方與經銷商之間反覆溝通斡旋，承擔繁雜且無酬的校務勞績。另外，兩函也直觀呈現了民國高等教育的生存困境。國立中央大學雖為全國頂尖學府，尚且無力按期結清數百元購書欠款，需分批償付、反覆致歉，可見當時高校經費匱乏之普遍。
（作者為南京大學檔案館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