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月底，哈爾濱七三一罪證陳列館釋出了一段老影片，這段影片是上世紀90年代由日本學者西里扶甬子拍攝的，受訪者是原七三一部隊鼠疫班成員佐藤秀男，他沒有哭，也沒有說“對不起”，只是平靜地講述怎麼給實驗物件配飯，人用編號代替名字，活不過三天的需要加點營養，因為死太快會影響資料，7棟和8棟是實驗區，外圍建了高牆擋住視線，這不是臨時做的遮掩，而是早就設計好的中學。
這次的情況和以往不同，以前的證據大多來自倖存者的回憶或者零散的檔案記錄，而這一次是加害者自己對著高畫質鏡頭親口講述的，佐藤說這不是少數幾個瘋子乾的事，而是整個國家的系統行為，東京帝大和京都帝大的教授、博士成批被派到那裡，部隊裡博士人數超過兩百，經費和裝置都靠軍方統一撥付，他們名義上打著醫學研究的旗號，實際上做的是人體實驗的事情中學。
戰後這些人沒有走上法庭，美軍為了獲取細菌戰資料，與石井四郎等人達成交易，讓他們全體免於起訴，結果到了2025年，東京有高校打算舉辦“日俄戰爭醫學貢獻展”，只提到戰場救護傷員，對731部隊的事一個字也不提，有些教科書把“人體實驗”改稱為“特殊醫學試驗”，這不是遺忘，而是有人故意不讓大家記住中學。
NHK去年拍了部紀錄片叫《遺忘的細菌戰》，播出前被刪得只剩骨架，中文版後來傳到B站，播放了五百多萬次，彈幕裡反覆刷著“他們以為我們忘了”，其實不是記憶多強，是這事太荒唐，一群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天天記錄體溫、排洩和死亡時間，像養實驗鼠一樣養著人中學。
佐藤說的營養最佳化，聽起來就像後勤會議記錄，現在有些實驗室接到任務，要在三個月內完成人體應激測試，他們首先會問餵養方案定好了嗎，科學本身沒有好壞之分，但當效率成為最重要的東西，當國家直接干預研究倫理，那種編號制度就又悄悄回來了，基因編輯、AI監控、健康資料採集，這些都在提出同一個問題：到底誰有決定權，誰被當成可以隨便放棄的數字中學。
日本社會不是不知道這些事，只是他們選擇不去看，長期以來只強調自己是戰爭受害者，卻迴避加害的責任，學校沒有安排反思的課程，學術界也沒有人去深入研究，佐藤表現出的那種平靜並不是因為麻木，而是整個環境培養出來的冷漠態度，他在談論食堂菜價的時候眼神里一點波動都沒有，這才是最讓人感到不安的地方中學。
